记者手记·杨万国

新京报漫画/林军明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其实，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不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避免跳楼摔死的悲剧。

　　记者手记

　　11月12日，郭广林戴着棒球帽，灰溜溜地出现在天坛公园门口，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是湖北民族学院的代课老师，此前，因为在博客中著文批评学校70周年的校庆，被校方解聘。

　　随后，该校保卫处干部打电话找郭广林，说有学生要打他，要他到保卫处谈话。郭没敢去。

　　他逃回了北京。

　　13日，湖北民族学院研究宪政的博导院长佐证了保卫处干部的说法。他说，不但有学生要打郭广林，还要砸他在校内的店。

　　这位院长告诉我，有湖北媒体发表了相关文章，“挑起事端，导致学生的不稳定”，“媒体报道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媒体自行负责。”

　　尽管郭广林告诉我，不相信学生会打他，称他的许多学生打电话对他表示支持。但是院长的“大帽子”盖下来，不由得让人遍体生寒。

　　郭广林承认，也有学生骂他。

　　我无法去统计支持和骂郭广林的学生比例，也无法核实是不是有学生因为老师批评学校就要砸店，示威。

　　我试图与学生接触，但是遇到的许多是回避、敌意和仇视。

　　一个事实似乎在同行中获得共识，大学生不好采访。

　　所谓的负面新闻是这样。

　　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被学生砍死。数位同行每每接受采访后都沮丧而归。他们遇到的，也同样充满回避、敌意和仇视。

　　甚至某高校一个小小的火灾，记者去了解基本的事实，要获得学生的配合也非易事。

　　其实我们许多人都是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过来人”。

　　2001年，我的母校被媒体爆出了“大学生洗鸳鸯浴”。据称，消息迅速被媒体广为传播。那时，我是刚入校不久的新人。懵懂中只发现全校高度紧张，逢人必谈。一些老师愤慨激扬，厉声谴责媒体虚假报道，记者无良，别有用心。

　　数日后，学校记者团的例会上，几位师兄开展了争论。一位师兄说，媒体报道没什么，校园里洗鸳鸯浴的大学生多得是，不应该纠缠于媒体行文细节的纰漏而上纲上线。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成为我理解媒体与当事人关于异见、宽容和尊重的开端。

　　事实上，如果时间可以检验一切，许多年后，一所大学对于学生洗鸳鸯浴的惶恐，是否将成为一个笑话？

　　媒体是公众的平台，理所当然也是大学生的平台。正如媒体不厌其烦地去报道一个大学的火灾，她不会是某些学生认为的仇视这个学校，刻意去曝学校的光。而是希望通过报道引起校方的警视，更换过期的灭火器，加强学生的逃生训练。这样才能避免上海商学院宿舍楼失火4个女生跳楼摔死的悲剧。

　　□杨万国（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