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三十年间有与无”之十七

　　1994年，在武汉、海口、西安、南京之间来回穿梭，办调动、补手续、装修新居、参加第一届现象学年会，与友渔等人一起酝酿有关“文革谱系”的系列论著，讨论现代性困境，关注后现代理论，一切都在匆忙中化作过眼烟云。

　　但有两部电影和一部电视连续剧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凤凰琴》和《蝴蝶君》，前者使人悲哀，后者让人恶心；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9·18大案纪实》，关于发生在开封的一起文物盗窃案。这似乎是第一部引人注意而且是由公安人员亲自主演的连续剧，所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大火，又是大火

　　这一年，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永远牢记的是大火中的哀号与哭救，是可怕的凶残与无助中的毁灭。

　　这一年的4月22日，在新闻联播中公布了关于千岛湖杀人案的调查：3名年仅20来岁的农民用猎枪、斧头把“海瑞号”游船上的近30名台湾游客洗劫一空，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驱赶到舱底，一把火将所有人烧死。

　　这几乎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惊天大案。把近30个人活活烧死，这只是一起谋杀案件，一次最简单的抢劫财物、杀人灭口的重大刑事犯罪。但真正让人悲哀的，还是其中透露的漠然与无语。

　　苏联、东欧巨变，海湾战争、波黑的塞族正在与穆斯林交战，北约的轰炸，美国战斗机在伊拉克边界击落两架载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直升飞机……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与我们的老百姓无关；就是有关，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现在，这么多台湾同胞被活活烧死了，我们能说些什么？

　　以后，死人的事就经常发生，几个、几十个、几百个……

　　这一年的12月10日，星期六，晚10时，好友世忠打来电说，说克拉玛依发生了天大的惨祸：几百名克拉玛依市最优秀的中小学生在“中苏友谊馆”举行纪念“12·9”的文艺演出，结果失火，几百个孩子都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他简单向我描述了一下惨祸经过，说他正在处理遗留问题，声音已经完全嘶哑，音调极其悲哀，不停说着：“太惨了！太惨了！”

　　我真的被惊呆了，说不出一句话，双手颤抖，一夜无眠。

　　又是大火！眼前火光冲天，有台湾同胞的哀求，有孩子们的哭喊，有远在海峡对岸和戈壁深处的亲人们、特别是母亲们孤苦无助的泪水；这一切，发生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但也就发生在我们心上。

　　问题是：不会再有当年舒婷那样的诗句了———

　　“可是，七十二个人被淹灭的呼吁/在铅字之间/曲曲折折地穿行/终于通过麦克风/撞响了正义的回音壁……”

　　钟声为我们自己而鸣

　　“钟声为谁而鸣？”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海明威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取自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它还有这样一段卷首题词：‘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小岛那样独自存在；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陆地的一部分；倘若海浪冲走了一座岸边的悬崖，欧罗巴便会变小，倘若冲走一块海岬或毁掉你的朋友的房子，情况也是一样，每一个人的死亡也会使我变小，因为我和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你永远别问，钟声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的。’”

　　钟声其实在为我们自己而鸣。

　　10多年后，我来到千岛湖，在游船的船头，眺望远方，碧波荡漾，我曾想与船老大或身边的人交谈一下这些往事，但看到没有人有兴趣，只好一个人默默地在心中为那些死去的台湾同胞的亡灵祷告，愿他们原谅这原本美丽而又无辜的湖水。再后来，我又在网上看到一首《中国孩子》的歌词和《南方都市报》对歌词作者周云蓬的采访，下面就是采访时的一段对话：

　　“南都：《中国孩子》这首歌让很多人感到震撼。但有人评价说，你周云蓬也是中国的孩子啊，你怎么叫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周：我这个歌不是想让人们觉得：你生在中国，你就没办法了、你就是不幸。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写，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如果有人这么觉得，这歌对他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写这首歌，首先是我很爱这个生存的空间和环境，可以是那种由爱生恨。如果说不爱中国，我就没有必要写，没有必要这么愤怒了。我想说的是：从大人的角度，你对孩子、对那些受苦难的孩子，你心里应该有一些忏悔。

　　南都：有一种说法：《中国孩子》能广泛流传，有社会背景，2007年充斥着矿难和黑窑奴悲剧。这首歌代表了音乐的良心。

　　周：我也留意过网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孩子》的评论。比方说，不喜欢的人说这首歌是投大众所好，有投机性。

　　如果大家都记得克拉玛依大火烧死几百个孩子的事，而且都很愤怒，那我是投其所好，那我也愿意投，我觉得中国也非常进步，也不会有那么多围观看客见死不救。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投谁所好呢？！

　　如果有人听了《中国孩子》这首歌，能稍微去看看那些惨痛的事情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社会意义就不错了。”

　　周的观点，我赞同。这些话，也正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