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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间有与无”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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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 |
绝望的处境
一个《大众电影》,一个《人民文学》,都曾因刊登朱琳的照片与马健、刘索拉等人的小说而引起抢购与争论;到1988年,《红高粱》、《一无所有》等作品,甚至包括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的登堂入室,终于使人们在某种复杂的心绪下接受了“异端”或“另类”的眼光,让更多的人在渐趋平静中回复到自己的内在生活。
几乎整整一年,我都在为出版这套《边缘丛书》与几家出版社联系,为此还应国伟之邀与志扬同机飞到了上海;最让人痛苦的,就是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大体相同的话,比如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角度,为什么要用“边缘”二字作为丛书的主题,为什么要在文体上介乎哲学与文学之间,为什么要描述那种近乎绝望的处境、状态、心境与情绪,然后又要把这些词语转变为哲学概念、哲学问题。
这一年的4月初,在湖北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德国哲学的国际会议。那时候在国内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哲学讨论会,还不大为人们所习惯,我们全力以赴投入了筹备与接待工作,然后再在会上发言,主题是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
那些日子,除了最后完成《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一书,就是写作思想随笔《人生天地间》,翻译一本名为《Mere Christianity》(基督教真义)的小册子;主要的精力放在厘清《哲学与现代人处境》上,向自己提出“上帝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别人展开“关于上帝的对话”。
那一年的夏天,武汉特热,连续一周40℃的高温,而我的胃天天疼痛难耐,几次几乎昏厥过去。事后知道是胆囊炎;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经过了内科、外科、神经科的重重检查,就是没有一个大夫告诉我可能是胆囊有问题。只要我说“胃疼”,他们就只检查胃,用钡餐透视、用胃镜,然后告诉我胃只是浅表性炎症,消消炎就好了。然而并未好,依旧是疼,饭后巨疼。我当然只知道人体有胃这样一个器官,那时对胆囊毫无意识,几乎连“胆结石”这个概念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说疼,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留给自己的当然就只有绝望。
现代人的处境
什么是现代人的处境?我们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给了这个时代以激奋与卑微的特质吗?
理解了时代的独特冲突,接下来就是:我们认同这样一个时代吗?“认同”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欢欣鼓舞、张开双臂的姿态;“不认同”并不是说你可以跳出这个时代,而是指那种怀疑的、批判的目光,这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的本色。
为什么?
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一代“有为”青年。之所以要给“有为”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凡是能够为“有为”二字提供证明的理想、热情、志向、抱负都应该在以后的日子里打上引号。打上引号就意味着怀疑、批判;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虚无主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在农村插队,无论日子多么清贫,精神多么贫瘠,但有信念,而且认为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在考验自己的信念是否坚定。真正的困惑始于研究生毕业之后,始于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大学副教授,有了两室半一厅的住房,而且被人尊敬,受邀在各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自己受到一些人的尊敬?名誉?地位?知识?收入?品行?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吗?什么是自己“真”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只在某种场合下才说给某些人听?自己真有这样的见解吗?过去,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到底都给自己留下了些什么?自己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对苦难的感受?
疼痛属于自己
“哲学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很熟悉又很陌生的概念。从笛卡尔那里我们知道了“自我”,从康德那里我们知道了“先验”,从胡塞尔那里我们知道了“纯粹”,但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是我们直觉中的社会腐败,什么又是我们本能意义上的反抗或随波逐流?
“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其实就是对主体自身权利的意识,而且要求把这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但现在,当我们由于能吃饱了故而对饥饿才更为敏感,由于我们自认为已经可以为自己追求到幸福,故而才对一切压迫、障碍、阻拦、歪曲和限制感受到痛苦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其实就只是一种要求被尊重的感觉;因为所谓尊重,无非就是要求尊重自己的感受,特别是那种以前被视为“异端”或“另类”的感受或感觉———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
维护这种感觉的正当与权利,而且想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了一种对自我的意识。
没有人由于可以吃饱了就不相信还会挨饿,也没有人相信一切横在自己所要追求的幸福前面的压迫、障碍、阻拦、歪曲和限制都会消除,或者说都应该消除,但,那种信念,那种感觉,那种企图做出论证的努力,难道不正是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吗?
1988年的最后一个月,日记中就一个字:“疼”。几次在半夜被送到医院打吊针,三番五次地检查,已经让我不得不装出比实际上的疼痛更为疼痛的样子来欺骗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但,那种疼痛毕竟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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