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有与无”之九

陈家琪 同济大学教授

　　这一年，国际、国内、身边的朋友连同自己的切身感受屡起波澜，接连不断，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屡起波澜

　　在国际上，1月底，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下腾空爆炸，那种爆炸的场面与电视画面上美国民众的惊愕和悲恸，长久留在人们心中。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5年后的“9·11事件”的惊愕与悲恸：一个是逃生、救助，一个是彻底的无能为力；一个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他人造成的，一个发生在他人身上，是自己造成的；尽管同样是技术力量对人的毁灭，但一个是以胜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个则是失败。

　　生活世界技术化了，技术在毁灭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目睹到毁灭的现场，哪怕远在天边。到2月底，菲律宾的铁腕人物马科斯总统下台，一个柔弱的女子阿基诺夫人走上了前台。两伊战争已经打得不分伯仲，但我们那时并不大关心这场战争，连“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些概念也很少听过，没人能想到20年后，这两个国家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在国内，同样是1月底，第一期《大众电影》因为把朱琳半裸的照片做了封底，于是引起抢购，引起举国辩论；7月1日的《报刊文摘》上有一篇文章《“维纳斯”向谁申诉？》，说的是南京艺术学院一女模特儿月收入250元，因无法忍受别人的风言风语而被迫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判决是“你拿钱多，工作时赤身露体，这都是事实，怎么会构成诽谤？”这位“维纳斯”含泪败诉，不知所终。7月2日的《武汉晚报》上，又是一19岁的年轻女子因触电昏迷，一男青年对她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结果受到旁观者的大肆嘲弄，愤而离去，女青年不治身亡。

　　当“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色情化了的肉体就与权力和金钱结合在一起，对人们在精神上所构筑的防护栏发起了进攻，而且屡败屡战。

　　电视上连着播放了《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让人看得入迷。我原先一直不喜欢狄更斯的作品，想不到电影竟完全转变了我的观念。残雪说“我终于对自己的声音入了迷”，于是一部接一部的作品问世，而我也对她的作品入了迷。

　　这年夏天，武汉极热。宣良面对离婚，其间之曲折、对人心灵的折磨远非我的拙笔所能描述。“人的痛苦是不能为知识所同化的”，无论是翻译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还是写作《死与道德》，其实都化解不了他当下的困顿。

　　“文化”成了焦点

　　8月1日，我们武汉的一行人到贵阳开现代西方哲学的会议，与越胜、友渔、王炜、甘阳等密切接触，争论“现代西方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存在”从精神转变为肉体后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算做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把哲学作为一个“事业”，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做，比如从翻译、引进开始，还是表达个人的那种“富有哲学意味的情绪”，使之成为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密不可分的人生问题？

　　于是“文化”真正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陈鼓应说，应把尼采的“will to power”译为“冲撞意志”，理解为人的潜能性的创造力；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也都具有着这种可以医治创伤、自我恢复的“will to power”。

　　海德格尔与尼采成了现代西方哲学中最热门的两个人物。

　　真理或价值的显示与创造，代替了对其的发现与固守。

　　尼采影响中国知识界至少也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再加上海德格尔，这两位至少在现象上都与纳粹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集德国式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身的转折性人物，他们对宗教的拒绝，对现代性的批判，到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读赫尔曼·海塞的《荒原狼》，记住了里面的一句话：“人有一千个灵魂”。

　　这既是我们因无法自圆其说而招致痛苦的根源，也是我们终究离不了哲学，需要用哲学来不断为所谓的“自我”，即“人格统一性”来寻求某种论证的必要性之所在———哪怕这种论证只是一种悖论，而这种必要则是彻底的虚幻。

　　这一年年初，看阿夫托尔哈诺夫所著的《权力学》，书中对雅戈达、叶诺夫、贝利亚三人所先后主持的清洗工作的描写，看得人心惊肉跳，彻夜无眠。

　　书中说，“理想”与“物质”能起到把人的“一千个灵魂”整合为一个的作用；如果把它们合二为一，这就是“物质化了的理想”或“物质化了的意识形态”，因为无论是讲“理想”还是讲“意识形态”，都不仅仅停留在“精神”或“意识”的层次，它需要的是一些“物质力量”。

　　如果把人视为“用特殊的物质材料制成的动物”，那么“一千个灵魂”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