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涛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汶川地震，举国哀痛。我们邀请五位不同领域的学者，多方解读“地震会怎样影响中国”。同时，还将从共性的角度，更宏观地思考灾难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灾难与人的心灵

　　天灾唤醒国人道德情感

　　几天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汶川地震的报道：献血———采血车跟前排着长队；捐款———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他们为灾区奉献着一份力量；央视几个频道同时直播着救灾前线的消息，大小报纸也把灾情做成了头版头条……

　　这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神让人感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爆发出如此大的力量，让他们的精神境界顿然提升？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信息的公开和透明。遥想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当时只是新华社发过一条简短的消息，随后的救援工作便处在一种秘而不宣的状态。据《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讲：“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可以想见，在那个消息不让报，照片不让拍的年代，人们没有信息来源，自然也不可能做出与灾难相关的种种反应。

　　相对于其他媒介来说，电视是一种“祛魅”程度极高的媒介。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如果电视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已经大规模问世，他一定会很快销声匿迹。倘若电视在希特勒之前问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了。”这里说的就是祛魅，面对灾难的报道同样也是如此。9·11事件，双子大厦被撞，如果没有电视的直播，此一事件就会蒙上神秘的面纱。而正是因为全世界的人们在第一时间都看到了那种惨烈的场面，人们的正义感、道德感才能够被迅速激发出来。

　　其次应该思考的是人们在天灾面前的即时反应。在和平年代，人们的精神风貌、道德水平等等往往处在一种昏睡状态，然而一旦面对战争，生死存亡便成为每一个人需要考虑的事情。这时候，人们会放下争端，抛弃前嫌，空前团结，一致对敌。国民的精神境界骤然提升，道德指数也迅速攀高。比如，抗日战争初期，就连擅长写“雨巷”的戴望舒也有了如下诗篇：“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人民／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这种表述，与他那种“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简直无法同日而语，却同样是诗人情感的真实流露。

　　我把天灾降临看做是一种战时状态，而所有的一切也当放到这个特殊的状态之下加以解释。在风调雨顺的年代，每一个民族确实也存在着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往往隐而不见，形神涣散；一旦天敌出现，这个共同体便浮出水面，它成为一致对敌的掩体，心灵共振的家园。

　　明白了这个道理，汶川大地震引发了那么多的道德情感，便不再难以理解。作家沙叶新说：“今日早晨刚刚化疗五次的我，坐在电视机前，强支病体，观看在中央台、四川台的有关地震的新闻，泪流不止，为死去的灾民，为他们的家庭哭泣；更为尚未援救出仍旧埋葬在废墟之下的、不知生死的灾民祈祷，为他们祝福，期望他们能活着，能坚强地回到亲人身边，回到关爱他们的人们身边。”所以，是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和场面，唤醒了国人那些久违的情感，也让他们形成了许多思考：生命的脆弱，人类的渺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当然，这种道德情感毕竟还只是情感，它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升华为道德理性。而历史的经验又常常告诉我们，一旦度过险境，我们的道德情感便开始冻结，精神境界也开始回落。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绵长的、稳固的道德理性，只有这种理性才能支撑起非战时状态的天空。

　　□赵勇

　　灾难与经济建设

　　地震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由于汶川地震尚未完全平息，关于地震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出来，因此其对于经济的确切影响还难以掌握。但是，从地震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来看，不可否认的是，将会使当前调控增加了难度。一方面，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必然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短期内可能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并带来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形成新的PPI和CPI上涨动力。另一方面，四川也是我国粮食大省，若受灾严重，将对今年粮食供应造成较大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同时，暂时的交通受阻，也会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在受影响区域被短期抬高。

　　当然，从总体上看，以地域和人口计算，震中汶川涉及的经济体系较小，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而四川省产值占我国GDP的4.21%，制造业生产只占全国的2.5%，在四川省之外，地震灾害的影响非常有限。由此来看，只要此后灾害持续时间和范围不再扩大，汶川地震对于制造业和进出口的影响有限，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冲击也不用过高估计。

　　在此背景下，预计地震也不会使宏观政策思路产生重大变化，而是还会延续雪灾以来的一些政策新趋势。一方面，本次地震发生之后，从紧货币政策有可能会“打开更多口子”，使得央行旨在反通胀的货币政策选择面临更多矛盾与困局。不容忽视的是，由于人们对灾害恐惧感的放大，以及信心的受损，汶川地震可能会造成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升温，这使得货币政策稳定预期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自年初以来，学界和政府中很多人都在呼吁强化财政政策力度，以保障经济调控实现“软着陆”。汶川地震的发生再次使财政政策的迫切性体现出来，因为无论是灾民生活保障还是灾后重建，都需要大量财政资金的支持。以此为机会，财政政策预计也将在宏观调控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总体而言，从经济角度看自然灾害，有几方面政策需要重点关注。

　　首先，有必要建立应对灾害的常设机构，把原来分布在各行政部门的力量分离出来，形成独立完整的防灾减灾体系，这也符合多数国家的经验。

　　其次，改善灾害预警体系，增加透明度是必要的选择。虽然预报灾害的概率非常低，但重视灾害预警并且增大政府投入，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再者，应对灾害危机需要政府财力的保障。这涉及改革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而且也要考虑推进分税制改革，通过市政债券、财产税创新，来为地方提供与防灾事权相应的财权等。

　　另外，面对频繁的灾害，必须把商业保险纳入改革轨道中。因为政府社会保障更多是解决社会背景下的民生保障，而对自然灾害背景下的民生，则更需要商业保险的介入，如巨灾保险。

　　□杨涛

　　灾难与公共政策

　　灾区孤儿应在全国分散领养

　　2008年灾难不断，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在劫难中锻炼了自己。如果说，在年初的冰雪灾害中还可以诘难一些政府部门反应不够迅速，而在最近发生的四川大地震中，闻风而动的政府之反应速度，以及迅速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世界一流了。

　　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中，社会政策界的专家学者可以做些什么呢？

　　心理咨询 地震灾害的“突然性”和“残酷性”会对遭遇灾害的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所以应该组织社会心理学专家和社会工作者去第一线开展工作，对受灾的群众进行心理调适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走出精神上的困境。这应该是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评估 天灾只是一时，影响则在灾后。灾后重建、恢复家园是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从以往的经验看，对此政府可能会做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的评估，但在中国还缺乏社会评估。社会政策的专家学者应该积极参与，贡献社会政策在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方面的理论方法和国际经验。

　　孤儿领养 地震灾害会造成众多的遗孤，这些孩子最好是分散地由全国各地合格的家庭领养。以前孤儿领养有与计划生育政策冲突的疑虑，现在应该是不成障碍了。社会政策应该努力促成此项政策，并在今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领养孤儿的家庭进行辅导。

　　资金监督 全国人民自发地和自觉地捐出了自己的钱款，建议建立一个非政府的专家委员会，对巨额捐款的使用进行监督，使社会捐款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完善预案 现在防灾救灾都强调预案。但是，不作美的老天爷总会找到那些我们一时想不到的漏洞来捉弄我们。吃一堑，长一智，还要对预防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种种政策做总结和检讨，以完善预案。可能面对多变的自然环境，还要努力去找到一些能以不变应万变的通用预防措施。

　　□唐钧

　　灾难与民族文化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四川地震死伤惨重，令人动容。中国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灾害频繁的环境里，今人孟昭华在《中国灾荒史记》中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古至今，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民国期间，邓云特（即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这2142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5250次，平均每四个月就发生一次。这与我们国家所处的的地理环境有关。就拿气象来说，据气象学家竺可桢统计，欧洲各地降雨平均变动率为12.5%，而黄河中下游竟达到35%，几乎是欧洲的三倍，极易发生水灾、旱灾。从地质上来看我国许多地区处在不稳定板块结构地带，容易发生地震。

　　多灾多难的环境，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为什么会产生灾害？如何防灾、救灾？这是文士们经常谈论的问题，自汉代以来，参加察举和科举士人向君王攄写政见时，也常常谈及天灾。

　　上古生产力不高，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神秘感，相信万物有灵论，对于灾害不仅心存恐惧，还有几分敬畏。那时统治者倡导敬天法祖，认为天下的一切无不是上天所成就，天灾自然也是天帝制造的，目的是借此警戒人们。《诗经·十月之交》描写了月蚀、日蚀灾异的交相出现和暴雨地震的可怖情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人认为老天爷发威了，原因在于周天子宠幸了一帮奸佞小人和“艳妻”———褒姒。诗中愤怒地指责这帮小人和女色迷惑天子，使他不顾祖宗教诲，贪图酒色，享乐无度，导致朝政腐败。上天要降灾了，先警戒你们，难道你们还不改弦更张吗？

　　西汉董仲舒把古代这些观念总结成为一套“天人感应说”。他把天看作最高的、有人格、有感情、有意志的上帝。大自然降下灾害是因为统治者违反了天的意志，天震怒了，所以降下灾害以惩戒。

　　先秦思想家中还有另一种思考，这就是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观。也就是说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天道运行正常与否，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和道德水准无关。天地变化是自然现象，它与政治、社会、统治者的道德等分别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荀子认为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损害，人们畏惧它们是正常的，但是不能用此来判断政治运行的好坏。他说如果社会清明、政治运行正常，即使出现了灾异也没有什么，如果君主昏庸、政治腐败即使没有任何灾异，也不等于天下太平了。

　　荀子这种想法被东汉思想家王充继承和发展了。他写了《谴告篇》专门论述天人感应说的荒谬：“论灾异，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也”；“天神谴告人君，犹人君责怒臣下也”。这说明天是有意志、有道德感的。王充顺着这个思路批评说，如果上天有知，要纠正君主为恶，改善百姓的处境，但它降下灾难，谴告君主，不是更使百姓雪上加霜吗？又举例说，楚庄王好打猎杀生，他的宠妾樊姬想警戒他，改掉这个毛病，便不吃野味。王充说一个女子都懂得如何使君主改过，而老天却不懂得这一点。“谴告”实际上是“顺人之过，以增其恶”。这正说明了皇天是没有知觉、没有思想意识的，因此也就不存在“谴告”不“谴告”的问题。

　　这两种思考在古代是并存的，无疑，后一种想法更符合现代科学知识。

　　□王学泰

　　灾难与人口发展

　　优化人口居住区的分布

　　面对灾难，首先，我们要学会顺应自然、协同自然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每一次灾难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教育。

　　我们对大自然还知之甚少。大自然并不总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也有狂暴不羁、面目狰狞的时刻。自然是生命循环的大有机体，我们人类只是处在一个环节上。在伟大的自然面前，我们既不能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也不要匍匐于自然的脚下，而是要怀抱一种敬畏的生命态度和虚心的学习态度。从生态整体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我们人类在大自然的位置、价值和作为。

　　第二，大力建设公共安全的文化和保障体系。日本民族防震抗灾的意识和观念十分强烈，防震意识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与发达的从小培养灾害预防知识和技能的国民教育体系是分不开的。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公众安全文化方面的成功教育有效地降低其后新潟县、千岛群岛等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61年，日本颁布了《灾害对策基本法》，阪神大地震后对该法做了修订，强调了预防，使9月1日国家“防灾日”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强社会大众的防灾常识与意识、全民动员防灾责任明确化是“防灾日”的核心理念。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安全要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要自己保卫！防灾救灾的主角是我们自己！”的口号。以此为鉴，我国也可以考虑将5月12日确立为“国家防灾日”。提高人口的安全意识和生态素质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前提。

　　第三，对人类居住区进行环境评价，优化人口分布，深层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价值为最高价值和行为取向，以维护和建设生态为己任的亲生态人口为主体的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对地质灾害频仍地区，更要注意安全的人口分布，在一些生态脆弱带规划出“人类居住危险区”，控制和卸载人口，降低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活动的频度，并向“人类居住适宜区”转移和聚集人口。在一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地区规划出“人类居住不宜区”，创造条件实现“零人口分布”，全方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四，人口需要战略性储备。这次地震灾难产生了至少三大人口后果：一是数以万计的人口死亡；二是数以万计的人口残疾；三是数以万计的人口贫困。由此引发的连带效应都是对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例如，很多家庭本来结构完整、其乐融融，现在却变成了结构残缺的家庭，如儿女夭折或父母双亡等等。人口的战略储备需要适度储备的生育来支撑，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口发展所遭遇的地震灾难再次提醒我们，必要的人口储备对于民族的繁荣和家庭的发展来说都完全必要。

　　□穆光宗